1931年9月21日,矢志抗日的吉鸿昌将军被蒋介石逼迫下野,到国外“考察实业”。船到美国,吉鸿昌就接二连三地遭到意想不到的刺激,如那里的头等旅馆不接待中国人,对日本人却奉若神明。有一次,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,邮局职员竟说世界上已经不存在中国了,吉鸿昌异常愤怒,刚要发作,陪同的使馆参赞劝道:“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是日本人呢?只要说自己是日本人就可受到礼遇。”吉鸿昌当即怒斥:“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吗,可我觉得当中国人光荣!”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,维护民族尊严,他找来一块木牌,用英文仔细地在上面写上:“IamaChinese!(我是一个中国人!)”并将其挂在胸前,走在美国的大街上,让每个人都能看到。
在国外,吉鸿昌通过利用记者的采访,以事实揭露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,并斥责英国纵容日本侵略中国和蒋对日妥协的丑恶行径。在德国时,吉鸿昌曾多次要求到苏联进行访问,遭到蒋反动政府使馆的百般刁难,不予签证。悲愤之下,吉鸿昌挥笔疾书:“渴饮美龄血,饥餐介石头。归来报命日,恢复我神州。”
历史上的吉鸿昌,就是死在宋梅龄之手,这里有一段历史需要说明:1932年2月28日,吉鸿昌回国返抵上海。他通过原西北军中的红党地下党员与上海党组织接头,不久返回天津,与华北政治保卫局取得联系。同年4月,加入红党。由此被蒋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,决意暗杀吉鸿昌。
1934年,蒋一方面责成国民政府发出通缉吉鸿昌的紧急命令;一方面通过军统特务头子戴笠,派天津站长陈恭澍负责对吉鸿昌等人进行杀害。
陈恭澍受命后,深感此事重大。为了尽快完成这项任务,他与情报组组长王文经过反复磋商后,决定吸收几名“胆大心细”、善于搞特务活动的反革命分子,让他们具体执行刺杀活动。王文先来到北平,在西单商场门前,巧遇了多年未见的表兄吕一民。王文眼前一亮,这不正是最好的人选吗?
吕一民将王文引至家中盛情款待。吕一民当即表示自己愿为蒋委员长效力。
到津不久,吕一民找到比他小8岁的本家堂叔伯侄子吕问友。在他的举荐下,陈恭澍吸收他作为情报助手。在英租界马克斯道(今保定道松寿里)弄到一所楼房作为据点,开展特务活动。至此,刺杀吉鸿昌小组成员已全部聚齐。
陈恭澍负责指挥,吕一民、吕问友、杨华庭和王文执行侦察和具体刺杀实施。
吉鸿昌潜回天津,最初住在英租界的毗连处中心花园侧面红楼(今和平区花园路4号),并以此为聚会点。吉鸿昌寓所三楼的灯光常常亮至深夜,透过窗帘缝隙,人影隐约可见。吕一民等见到这种情形,即与租界工部局相勾结,准备对吉采取行动。
45号房内,吉鸿昌正与任应岐、刘少南及李干三一边打牌一边谈着工作。
陈恭澍获悉后非常高兴,亲自出马来到国民饭店后门,躲在汽车里指挥这次行动。首先由王文、二吕及杨华庭在45号对面也开了一个房间。然后,为弄清第一射击目标吉鸿昌的位置,由杨弄来一个小皮球,在二楼楼道里佯作拍球游戏,当饭店茶役走进45号送水时,将球扔了进去,借找球为名,闯进室内,侦察了吉鸿昌等坐的位置。
一切准备就绪,陈恭澍命二吕执行刺杀任务,王、杨把门接应。陈最后说:“只许成功,不许失败,绝不能让吉鸿昌跑了!”
实施暗杀
正在这时,屋里的牌正好打满四圈,搬庄换门。刘少南换到了吉鸿昌的位置,他也脱掉了棉衣,只穿一件小白褂。突然,房门大开,二吕冲进屋内,对准杨华庭报告的位置开枪便射,刘少南中弹当即死亡。
跳弹伤及吉的右肩,暴徒正欲再次开枪,吉急扑上去踢掉其手枪,二吕见势不妙,冲出门外,与李、杨一起由西餐部仓皇逃走。
工部局巡捕闻听枪声,冲上楼来问道:“谁是吉鸿昌?”吉答:“我在此等候多时了!”巡捕说:“请你到工部局辛苦一趟吧!”吉说:“我被刺受伤,须到医院治疗。”巡捕打电话请示工部局许可后,将吉送进医院稍加治疗,后连同任应岐、李干三一同拘押于工部局。时为1934年11月9日。
1934年11月13日,孔祥熙、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至津,为引渡吉对法租界施加压力,并以行贿手段买通了法工部局。14日,吉、任被引渡至天津公安局审讯,后又被押往国民党第51军军法处受审,并关押于曹家花园陆军监狱(今河北区月纬路64号)。
李干三被释放。
此后,国民党中央军委北平分会头子何应钦唯恐夜长梦多,急电令天津当局把吉押解到北平。22日,吉鸿昌、任应岐及吉的连襟林少文等3人,被武装军警严密押往北平。
1934年11月24日是吉鸿昌殉难的日子。面对“立时枪决”的命令,吉鸿昌镇定安详地向敌人要来纸和笔,挥笔疾书,写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,历述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丑行。在给夫人胡红霞的遗嘱中写道:“夫今死矣,是为时代而牺牲……”吉鸿昌披上斗篷,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。他用树枝作笔,以大地为纸,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:“恨不抗日死,留作今日羞。国破尚如此,我何惜此头!
陆尔杰对此君相当的佩服和敬重,听到吉鸿昌的消息为之一振。
“明天我要见他。”陆尔杰神色严肃的说道。